如果现行的市场化油价决定体系失灵，北美(及部分拉美产油国)完全可以通过限制石油出口，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区域能源体系，实行稳定的石油价格，而将世界其他地区置于油价剧烈动荡的风险中。对于石油需求增长最为旺盛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而言，超过50%的石油供应来自中东地区，这一地区的安全局势正在日益恶化，然而美国“置身事外”的意图十分明显。两种基准石油价格也开始无视东方因素，2014年以来，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局激化，发生了一系列本应推高油价的事件，石油价格却不断下滑，这些变化都释放出危险信号。
历史的重大变局经常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拉开帷幕，石油领域也是如此。这种流淌的黑金自从一百余年前被挖掘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后，在大部分时间保持价格稳定，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剧烈震荡：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另一次正是现在。
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开始于1973年，中东产油国对美国等以色列盟友实行石油禁运，在禁运实施的5个月内，油价从每桶3美元上升到接近12美元。这并不是高潮，6年后的伊朗革命导致国际油价再次翻番，于1980年达到30美元以上。这场危机结束的方式同样颇具戏剧性，80年代初，石油供应量突然从“短缺”转为所谓的“过剩”，并发生断崖式下跌。到1986年，达到每桶接近10美元。
考虑到美元在那段时期大幅贬值，1980年的30美元大约相当于1986年的50美元左右，以及1971年的15美元左右。也就是说，油价在7年内翻了5倍，又在6年内缩水5倍。二战后形成的经济格局在这种剧烈震荡中被彻底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短暂衰退促成了新自由主义转向的经济改革;石油出口国的经济状况遭遇大起大落，苏联经济在油价大跌中遭受沉重打击，这被认为是其后来解体的重要诱因之一;拉美石油出口国也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
现在持续中的这次油价震荡始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2004年国际油价偏离了持续20年30美元/桶以下的稳定状态，上涨到40美元以上，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到2008年7月达到140美元以上的历史高价。紧接着，断崖式下跌的历史重演，雷曼破产不但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开端，也是压倒油价的最后一根稻草。2008年12月油价跌回30美元附近，短短5个月内缩水近5倍。2009年以后油价再度飙升，2012年达到120美元左右，之后于2014年年中开始下滑，暴跌至40美元一线。截至2015年6月15日，美国WTI原油现货报收于59.53美元，欧洲布伦特原油报收于60.99美元，比起2012年的高点几近腰斩。
这并不是结局，国际油价目前仍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任何微小的波动都令交易者胆战心惊，对于未来方向的预判分歧严重。油价会重演上次波动的“剧本”、跌回上涨初期的30美元，还是会一骑绝尘而上、诱发新的能源危机，抑或稳定在当前的水平?方向预判的分歧引发了对背后原因的各种“阴谋论”解释：有人说，美国想要操纵油价下跌，为的是拖垮俄罗斯经济;有人说，美国想要油价上涨，以维护国内的页岩油/页岩气开采革命，而意图打压油价的是以沙特为代表的中东国家，他们意图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扼杀于高成本中，以防止国际石油市场出现新的竞争者。种种截然相反的解释，搞得美国这个“幕后黑手”状如精神分裂。
事实上，油价波动的直接原因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贸易过程中的供需平衡。确切地说，自100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始终都是美国一个国家(没错，独此一家)的石油贸易情况决定了全球的油价变化。然而，这一关键因素多年来被有意或无意地与全球总体供需平衡相混淆。现在，随着美国借页岩气革命抛出“能源自给”预期，这层窗户纸已经被捅破。一场迥异于70年代石油危机的大变局，正在悄无声息地蔓延。
石油峰值论“死灰复燃”
在全球石油供需关系长期保持平衡的情况下，大量的新闻媒体、政治家和评论家依然倾向于用供需论来解释油价波动。这种情况耐人寻味。
这次油价震荡背后，涌现出许多理论变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峰值论被重新捧上神坛。在该理论引导下，人们再次关注全球石油总体供需关系的改变，并且被说服相信，这次油价上涨的根源，是亚洲国家需求量的增加。
1956年，美国地质学家赫伯特(Marion King Hubbert)发表了关于石油峰值论的著名论文。他的观点十分容易理解，石油作为总量有限的非可再生资源，其产量一定将在某个时刻达到峰值，并走向下降趋势。赫伯特的特别之处，是用纯理论推导的方式给出了精确的时间点预测。在1956年的论文中，他认为美国的石油产量有两种可能性，不是在1965年达到峰值，就是在1970年达到峰值。历史证明，赫伯特的后一种预测完全符合事实。
赫伯特的理论或许是正确的，但生不逢时。他发表论文4年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正式成立，石油出口国开始积极寻求对价格的控制权，石油峰值论为油价上涨提供了完美的理论基础。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这一理论更加剧了西方国家的恐惧情绪，为油价飙升推波助澜。80年代，美国为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维护美元地位，需要以美元计价的油价维持低位，而且，正如下文将论述，这一目标得以成功实现。赫伯特于1989年去世，在他有生之年，石油峰值论不符合任何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而油价在80年代前半叶大跌，也成为这一理论的反证。因此，虽然主流学者并未大规模批判赫伯特的理论，“阴谋论”式的诋毁却在民间蔓延，有人说赫伯特被石油公司“收买”才发表这一理论，更有人活灵活现地描述赫伯特去世前如何为“撒谎”而流泪忏悔。
然而，最近几年，被打入冷宫的石油峰值论重新引起重视。人们翻出1956年赫伯特的论文，发现他对美国以后50年石油产量的预测大体正确。例如，他预测截至2005年，美国石油累计总产量为1782亿桶，而实际数值为1764亿桶，准确度可谓惊人。一些学者开始为赫伯特“正名”，认为70年代的油价上涨，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石油产量在1970年前后达到峰值，所谓“中东危机”只是政治家的幌子。
有趣的是，这群石油峰值论“复兴派”大部分也是页岩油革命的鼓吹者，因为赫伯特预测的准确性到2005年戛然而止。在那之后，由于页岩油、凝析油等轻致密油(light tight oil)产量的提升，美国石油产量脱离了赫伯特的预测曲线，转而上升。先论证赫伯特理论正确，再赞颂页岩油革命打破石油峰值宿命的“丰功伟绩”，成为这部分人追捧赫伯特的重要动机。
人们追捧石油峰值论的另一个动机，是因为它可以用来解释油价的上涨。虽然北美、欧洲和非洲的石油需求量并未增加，甚至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亚洲的石油需求量在2001年以后陡然增加，其中2001~2006年的需求量比上一个五年几乎翻倍，两个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及城镇化，是亚洲石油需求增长的主因。
然而，油价上涨的“需求增加论”似是而非，因为总体而言，石油供给量也在上涨，虽然与需求上涨的速度并不完全同步，但全球石油供需大体处于平衡状态，特别是判断供需平衡的重要指标——欧佩克(OPEC)国家的有效剩余产能，除了2002~2005年受伊拉克战争和亚洲需求陡增的双重影响而下降外，其余时间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显示主要石油出口国的产量仍有充裕的增加空间。
在赫伯特1956年的论文中，认为全球石油产量将在1998年左右达到峰值。现在这个期限已经远远过去，石油产量毫无见顶迹象。作为一名美国地质学家，赫伯特对美国本土石油储量的估计是有一定准确度的(前提是抛去非传统石油——如页岩油革命的因素)，但他对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潜在储量并不了解。全球范围内的石油峰值久久没有到来，这正是让油价“供需决定论”拥护者沮丧的事实。
令人费解的是，在全球石油供需关系长期保持平衡的情况下，大量的新闻媒体、政治家和评论家依然倾向于用供需论来解释油价波动，这种情况耐人寻味。事实上，原因在于供需与贸易范畴的混淆。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这个经济学原理在石油上当然适用，但全球总体供需并不等同于某个特定时间段贸易的供需，更不等同于美国一个国家(及其商品期货市场)石油贸易的供需，然而，恰恰是最后一个因素在长达百年的历史中深刻影响着全世界的石油价格，并因此带来了油价决定机制的错位。
半个世纪的谎言
70~80年代的油价剧烈震荡既不是中东对美石油禁运的结果，也不能简单用供需关系来解释。
要解读油价决定机制的错位，可以从一个简单问题入手：美国对中东产油国是否存在“能源依赖”?如果从媒体报道和政治家言论来判断，这一点是确定的。几十年来，美国政治家把“能源独立”喊得震天响，每次大选都会把“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作为话题之一。近半个世纪前那场石油危机让年长的美国人心有余悸，加不起油、开不起车、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都是中东对美国石油禁运害的”，这似乎成了无需争辩的事实。
然而，在哈佛大学石油战略专家莱昂纳多·毛杰里(Leonardo Maugeri)看来，1970年代中东对美国的石油禁运在实际意义上根本“没发生过”。首先中东国家虽然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却没有禁运美国在北约的重要盟友——英国和法国(理由是它们没有允许美国支援以色列的飞机在其军事基地起降)，美国完全可以先把石油运到这些欧洲国家，再从它们手中“进口”;第二，其实根本不需要转运这么麻烦，美国公司可以修改油轮注册信息，伪装成其他国家的船只直接运走中东石油，这种做法甚至得到部分中东国家的鼓励。据毛杰里撰写的书中介绍，1969年科威特国王曾亲自召见美国大使，暗示他发生石油禁运时美国可以这样操作。
即便中东真的对美国严格实施石油禁运，美国的石油供应也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从一开始直到今天，中东从来就没有成为美国的主要石油供应方。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在美国进口石油总量中的占比只有10%~20%左右，其中还包含与沙特等国(以及70年代的伊朗)维护盟友关系所进行的贸易(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考虑，美国也完全可以“故意”从中东进口一部分石油，以诱导这些国家将美国视为重要能源贸易伙伴)。美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绝大部分进口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同时向这两个国家出口大量的石油制成品，本质上是北美经济区的“内循环”。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依赖中东石油”俨然是个谎言。相信这个谎言的人或许忘记了一个事实：美国作为世界重要石油生产国的历史，其实要早于中东国家。早在19世纪，以洛克菲勒为代表的石油巨头就在西部土地中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石油产业正是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源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80%的石油供应来自美国，这也是美国在20世纪初夺取全球石油定价权——以墨西哥湾离岸价作为全球石油定价标准的原因。美国传统石油的产量或许如赫伯特所预测，在1970年达到峰值，但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及委内瑞拉等拉美产油国都是石油储量丰富且自身能源需求有限的国家，如果将这些国家考虑在内，北美区域性的“能源独立”其实早已唾手可得，并非页岩油革命之功。
由此可见，70~80年代的油价剧烈震荡既不是中东对美石油禁运的结果，也不能简单用供需关系来解释。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爆发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中，那就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固定汇率的解体正是石油危机的诱因之一。在那之前，石油输出国组织已经成立超过10年，国际油价并没有快速上涨，而是跟此前一样，维持2%左右的缓慢年增速。这是因为石油以美元计价，而美元币值十分稳定，产油国在商定价格时并没有将货币贬值的可能性考虑在内。
1971年美元的突然崩溃，让产油国此前20多年里积累的美钞大幅贬值，中东国家发现自己被美国“压榨”了，进而产生报复性涨价的需求。即便没有以色列这个导火索，油价暴涨也在所难免。当时伊朗是全球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和美国的亲密盟友，1973年，当巴列维国王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也愤怒地表示：“油价当然要上涨!你们卖给我们的小麦价格上涨了300%，白糖和水泥也是一样，你们买去我们的原油，炼化加工后又卖回给我们，价格翻了上百倍!从现在起，你们要为石油多付多少钱才算公平?要我说，应该是10倍!”从1973年到1980年，不考虑通胀因素，油价的确上涨了10倍，巴列维国王一语成谶。
然而，美元贬值可以解释油价1973~1980年的上涨，却无法解释1981~1986年的暴跌。在后一段时期，美国国内通胀率依然高企，油价反倒一落千丈。这是为什么?油价在80年代初期的暴跌，才是70~80年代那波油价震荡中最值得解读的部分。把握石油价格的决定权，对于美国的意义不仅是能源安全，更是维持美元地位的关键因素。美国在可以轻松实现区域性能源独立的情况下，依然心甘情愿地绑在中东战车上，“假装”依赖中东石油，原因也正在于此。
“市场化”油价形成机制的奥妙
试图从金融市场寻找石油定价体系漏洞的人们忽略的关键一点是：WTI原油期货的确能够反映现货的价格趋势，即石油供需变化的趋势，但它反映的只是美国的石油供需变化。
1981~1986年国际油价的暴跌，原因简单而老套——供需关系。全球货币体系的崩溃导致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暂时性经济衰退，对能源的需求减少，欧佩克按照其成立的宗旨，也开始削减石油产量，以维持油价。然而，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越是削减供给，油价跌得越厉害。最终，承担最多削减产量任务的沙特终于熬不住，于1985年“背叛组织”，以低于欧佩克协议的价格向美国出售石油，欧佩克对油价的影响力不复存在，全世界开始采取美国倡导的“市场化”石油定价方式。
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欧佩克“减产保价”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正是这套“市场化”石油定价方式。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商品原来的定价体系不复存在，每种商品都要寻找一个新的“锚点”，以确定其参考价格。对于石油而言，一个透明性强、流动性好、实物交割方便、公平有效的交易市场，无疑是最理想的定价参考标准。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小镇库欣(Cushing)交割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TI)因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其他国家的石油贸易商而言，WTI的一大好处是，你不必千里迢迢跑到那个美国中南部小镇去交易这种原油，它已经被包装成一种高级金融产品——期货，自1983年上市交易开始，只需打个电话，就可以从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获得它的最新价格并参与交易。1988年，欧洲的布伦特轻质原油(Brent Blend)期货在伦敦上市，只不过由于在时间上晚了几年，错过了油价大跌的好戏。
多年以来，对美国怀有敌意的“阴谋论者”和本着客观目的进行研究的学者进行了无数次调查，建立了许多数学模型，试图证明石油价格被金融市场参与者操纵了——幕后大佬或是见利忘义的华尔街银行家，或是“密谋”搞垮别国经济的美国政府。这些调查从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调查甚至是官方机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组织的。这场在2008年进行的调查引起了舆论和学术界的大讨论，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对此怒不可遏。克鲁格曼连续发表文章，指出普通大众被阴谋论“蛊惑”情有可原，连经济学家都开始建模型评估金融投机对石油价格的影响，简直是学术界的耻辱。
克鲁格曼的愤怒情有可原，(至少程序上的)公平、透明和有效是美国在金融领域称霸世界的基础，如果存在操纵和欺骗行为，这个市场必然难以长久。美国WTI原油期货能够迅速成为全球油价的参考标准，正是因为它能如实反映现货价格变动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也曾推出一种原油期货，与现有的WTI期货形成竞争关系，但由于在实物交割上出现问题，迅速被投资者抛弃。由此可见，石油期货价格形成机制是透明和有效的。
这些试图从金融市场寻找石油定价体系漏洞的人们，或许错过了问题的关键。WTI原油期货的确能够反映现货的价格趋势，即石油供需变化的趋势，但它反映的只是美国的石油供需变化。如果是纯粹的金融产品，某个地区或某个市场出现价格偏差，闻讯而来的套利资金能迅速修正其价格，但石油则不然，不仅运输和储存都需要时间和成本，品类差异也是一个巨大障碍。中东石油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石油毫无可比性，根本无法增加后者的供给，因此中东国家无论怎样调节产量，都无法影响WTI原油的供需关系。
更加糟糕的是，当20世纪80年代初欧佩克国家拼命减产时，美国本土石油却在增产。这是一个“市场化”定价机制难以解释的现象，为何美国石油公司在油价大跌的趋势中依然选择增加产量?不论动机为何，这样做的结果是美国国内油价大跌，主要对美出口的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率先宣布参考WTI价格为石油出口定价，其他国家纷纷跟进，导致国际油价在1986年“失控”，彻底击垮了欧佩克原本就很脆弱的定价联盟。
成功压制石油价格后，美元在国际上的购买力得以维系，美国迎来了高流动性和低通胀的黄金增长期。而油价大跌造成了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苏联的财政危机，成为压垮这个当时惟一在军事上能与之抗衡的超级大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美国而言可谓一箭双雕。
真正的变局
种种迹象表明，对于持续了半个世纪的“中东石油依赖论”，美国已经无意再伪装下去了。
重温历史后，便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当前这场新变局。事实上，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所以能够用本国WTI定价“撬动”整个国际石油市场，并将这种定价体系维持至今，核心原因除了石油以美元结算外，更在于大部分石油出口国相信自己正在、或即将与美国发生紧密的能源贸易关系，因此愿意追随美国国内的石油价格。在80~90年代，这种心态非常普遍，美国高能耗型经济迅猛增长，这个国家看上去可以买下全世界的石油。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已经无法继续“假装”自己依赖中东石油了，因为这些石油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向东方。
国际能源署2014年报告显示，未来5年内，全球石油贸易的重心将加速向非经合组织(OECD)亚洲国家转移。2013~2019年，该地区原油需求量将上涨430万桶/日。其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到2019年末进口量将增长170万桶/日，达到710万桶/日(复合年增长率4.6%)。其他非OECD亚洲国家(包括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等)，到2019年将取代欧盟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地区，达到930万桶/日。欧美的石油进口量将猛烈下跌，其中欧洲2019年的进口量预计为800万桶/天，下跌140万桶/天，复合年增长率为-2.6%。欧洲不会与亚洲争夺中东石油，反倒有可能逐步加入石油出口的阵营中，随着大量的欧洲炼油厂因劳动力不足停产，部分优质布伦特原油将运送到亚洲进行炼化加工。而美洲OECD国家的石油进口量将以-8.4%的复合年增长率飞速下滑，到2019年预计仅为220万桶/日。
新的贸易格局下，每一个石油出口国都会明白，自己未来的收入取决于亚洲，被动参考美国原油期货的定价模式将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一直紧贴WTI价格的欧洲布伦特原油价格从2010年底开始出现“背离”，与WTI的差价最高时达到每桶20美元以上，虽然后来差价再度缩小，但似乎预示了某种改变。
不过，布伦特原油依然是一种以美元定价的产品，加上美国与欧洲在政治、军事和金融上的密切联系，其独立于美国油价运行的可能性不大。更何况它并不能代表未来石油贸易的中心——亚洲。事实上，近几年WTI与布伦特原油这两种基准石油的价格变化，跟全球总的供需关系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脱节，即这两种基准石油价格的上涨，不能有效带动供应量增加。
部分学者用拓展后的“石油峰值论”来解释这个现象，2012年，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James Murray)和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金(David King)在《自然》(Nature)期刊发表论文，提出石油峰值的本质并非储量耗尽，而是随着容易开采的资源减少，引发整体生产成本提高，即“廉价石油峰值论”。莫里和金推导认为，2005年是廉价石油达到峰值的“转折点”，2005年之前，石油价格的上涨必然引起产量提升，2005年之后，产量对价格不再敏感，任油价飙升，产量却岿然不动，可见廉价石油的产量已到极致。
然而，有另一种理论也可以解释这一现象，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双边石油贸易或许正通过美元之外的其他货币，或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不再采纳以这两类基准原油为参考的市场化石油定价体系，进而导致“市场化”石油价格对供需调节的失灵。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或将引发国际石油价格形成机制的又一次变革。美国似乎也在为此做准备，“北美能源独立”借页岩油革命的东风，迅速为世人熟知。几年前西方学者和研究机构还在讨论“美国的石油进出口”，现在，他们谈及石油贸易时更多把“美洲OECD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强调区域能源独立的事实。种种迹象表明，对于持续了半个世纪的“中东石油依赖论”，美国已经无意再伪装下去了。
虽然西方研究者们正热烈讨论北美转为石油净出口地区的前景，但如果现行的市场化油价决定体系失灵，北美(及部分拉美产油国)完全可以通过限制石油出口，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区域能源体系，实行稳定的石油价格，而将世界其他地区置于油价剧烈动荡的风险中。对于这种可能性，其他地区是否有充足的准备?对于石油需求增长最为旺盛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而言，超过50%的石油供应来自中东地区，这一地区的安全局势正在日益恶化，然而美国“置身事外”的意图十分明显，两种基准石油价格也开始无视东方因素，2014年以来，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局激化，发生了一系列本应推高油价的事件，石油价格却不断下滑，这些变化都释放出危险信号。
目前在WTI和布伦特原油两种基准油价外，存在多种替代选择，如欧佩克一揽子价格(OPEC Basket Prices)、迪拜石油期货价格等，但这些价格体系或缺乏独立性(紧盯WTI和布伦特价格，并仍以美元计价)，或流动性差，无法获得广泛接受。现在，中国也即将推出面向海外投资者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这是我国参与石油定价新体系的重要一步。然而，这场变局将是巨大和危险的，充满了不确定性，中国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决定参与的时机和方式，对于可能的挫折和失败，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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